“你看，有二七公社！”泽东手指窗外的标语，里闪烁一孩般活跃的目光“二七公社就是好！”这句随而的话后来被印来，繁荣兴旺了一派群众组织。

“你记。”泽东吩咐杨成武，看着他将记录纸翻到新一页，便一字一板地发‘！最指示”：“在工人阶级内，没有本的利害冲突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，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。一个工厂，分成两派，主要是走资本主义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，蒙蔽群众，挑动群众斗群众。群众组织里，混了坏人，这是极少数。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，也是一个原因。有些人当了保守派，犯了错误，是认识问题。有人说是立场问题，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。站队站错了，站过来就是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，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。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。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，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。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、错误，别人的缺、错误，让人家自己讲，各自多自我批评，求大同，存小异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。”

伴着列车唱个没完的单调的行曲“联络员”杨成武将这段“最指示”通过电报传到武汉，传达到周恩来手中。

二梅岭

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九零八分。

专列像疲倦的跑过长路的行人，着气停靠在武昌车站。前驱车上的警卫队先到一步，已经将站内站外全面戒严。

泽东在几名卫士的环卫中步下列车。当他的注意力从脚下的阶梯转向站台时，迎面墙上赫然几条大标语：

“打倒陈再！”“陈再不倒，中南不太平。”

泽东摇摇，对杨成武重复：“工人阶级内没有本的利害冲突。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？”

杨成武。至此，他已揣透泽东南巡的主旨，不是要，不是要煽风火，而是要稳定，要控制局势。

他脑海里闪过半年前的一幕。

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，泽东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碰会。他的左边坐了“三三制”那时还没形成“四人帮”中央文革一帮人被某些老私下称为“三三制”包括了‘大三”康生、陈伯达、江青；“小三”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。泽东的右边坐了“旧（救）国军”这词本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私下的戏称讥称，因为电影里军队自称国军，泽东说“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”“文革”里的爪牙们便将国务院的周恩来、陶铸和军队里叶剑英、聂荣臻、徐向前等老帅称为“旧国军”“旧”是相对文革小组一班“新”生力量而言。但是国务院和军队里的工作人员也会解释，把“旧”说成“救”；天下大，他们是“救国军”

碰会上，泽东举起左手，朝“大三”、“小三”那边一划：“我们的，不烧不行，还要继续发动群众，继续煽风火…”接着，他又举起右手，朝国务院和军队的“旧（救）国军”们一划：“但是，烧成灰也不行，要救人于火。泥菩萨过河自难保，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嘛。”

作为大政治家、大军事家，泽东明“将兵”、“将将”治军治国之。他常讲：“一个篱笆要三个桩”天下不能清一。“大三”、“小三”不能没有“旧（救）国军”更不能丢，林彪这力量也得用。

“一统天下”可以“一天下”不存在。“一天下”就没有他这位领袖、统帅存在的必要和可能。

碰会上，泽东决定让陶铸“南巡”“救人于火”他了几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名，叫陶铸去保。会后，周恩来开列二十余人名单，经泽东同意，陶铸“南巡”时加以保护。

可是，中央文革小组不答应，断然采取措施，利用“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”制造事端，抓住借，在陶铸南巡之前，将他打倒

现在，泽东亲自南巡，中央文革会不闹事不过，要把文章到泽东上，怕也没那么容易，也未必有那个胆儿…

杨成武带着这期待和忧虑参半的复杂心情，将泽东送到东湖宾馆“梅岭一号”顾不及休息，直奔“百一号”周恩来的住地。

这是一座不带地下室的平房，杨成武的住地也被安排在这里。他没自己的住房，直接走周恩来的客厅。

“总理！”杨成武敬礼，然后同周恩来握手“主席已经安全到达，住了梅岭一号。”

“好。”周恩来拉扬成武坐“先讲讲路上的情况。”

杨成武拿沿途所作记录。虽然早已发过电报，他还是详细地汇报了全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