援助。这一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对于中国同志援助老挝人民的真挚愿望。我们同样表示谢和迎。因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反斗争是互相支持，彼此呼应的。对老挝的援助，实际上就是对越南的援助。”

矛盾解决了，以外名义呈送的文件摆在了周恩来的案。但他心里明白。一旦工作组驻老挝，必不可免地又将同越南同志产生各新的矛盾。在抗援老这一大的斗争目标下，如何正确理解决兄弟党之间的矛盾，是个政策极又必须有度灵活的复杂问题。

派哪个同志呢？周恩来思考着，从窗前踱回桌案前，在椅上重新坐好。他沉着，连卫士替他重新将毯盖在都全然不觉。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段文字上：“选调1名有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、有战略思想的少将级担任组长…”全军少将有2000余名，基本都有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的能力。可是“有战略思想”这一条，却并非每个少将都备。没有战略思想，就不可能理好中越关系…周恩来的手缓缓伸向前去，抓起笔，在墨盒里一下又一下地蘸抹。他那威武英俊的眉轻轻耸了耸，这是拿定主意的象征。是了，工作组要派，这一条是决定了的，无须犹豫。选派组长的标准也是适当的。人选，还是多听听然后再定。

周恩来手中的笔终于落在文件卷首上：拟同意报告所提意见。送刘、邓、贺、修权同志审阅退外办。

1963年10月24日
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材魁伟、举止健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走西厅。这位力过人、忠诚过人、情过人的将军，无论负责公安还是负责人民解放军总参谋的工作，都表现超群的胆魄和惊人的意志力、定，并以其顽的开拓神而享誉全党全军。他治军严厉，对敌狠。老同志讲：”他常咬着牙说话。”在镇压反革命，稳定和巩固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时期，他的名字使一切敌人听了都要发抖。

到了60年代，在群星灿烂的老一辈革命家中，他已经被普遍认为将担负更多更重要的工作，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了关系全党全军的重大决策工作。

然而，他在总理面前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。当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相遇时，立刻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立正报告：“总理，我来了。”

“瑞卿同志，请坐嘛。”周恩来颔首微笑，伸手示意。

“请总理审定。”罗瑞卿双手呈上一份密封文件，而后在沙发上缓缓坐下。他的而稍向前倾，显得恭敬，并且便于随时回答总理的询问。他表现的恭敬绝非对地位和权力的崇拜，而是从内心对一位睿智、英明、尚的兄长的折服。从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到南昌起义，从井冈山的星星之人到延安的火战斗；长城喋血。中原逐鹿、大江饮无数次血与火的拼博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，他受到了一颗心：晶莹加玉，光彩照人。他领略到一襟：博大宽厚、包容百川。在周恩来那伟大人格之光的辐下，就连他的敌手也不能不肃然起敬。

周恩来审视着总参谋长呈送的文件，目光在文件上的几个名字间游移。他拿起一只大的红蓝铅笔，轻轻用笔端敲打桌面。他在权衡，在比较。

片刻，他似乎想定了，在一个名字下轻轻划了一红线，抬望着总参谋长：“瑞卿同志，你看让段苏权同志去怎么样？”